這兩年，中國工業軟件趕上了大日子，所有的聚光燈都匯聚過來。悲天憫人者有之，涂脂抹粉者有之，恨鐵不鋼者有之。一時間，中國工業軟件似乎非神即妖，總之不是凡間物。

其實，把工業軟件放到中國工業發展歷史的大坐標中來看，會發現中國工業軟件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再正常不過的MADE IN CHINA的工業品。中國工業軟件與其他工業品一樣，不僅具有相似的特征，也符合這個國家、社會和文化所賦予的屬性。其發展規律和成長的煩惱也與其他工業品相似，轉型過程的痛點、矛盾和糾結也大體相同。 

改革開放以后，全球技術產品進入中國，除了嚴格被卡脖子的領域，多數行業的產品功能和性能看似在飛速提升，原產地在中國的多數都依托于逆向工程，市場換技術是當時的一大重要策略。本過程一方面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，另一方面卻降低了國人的自主研發能力、意愿和勇氣，“中國制造”和“世界工廠”成為那時候的專有名詞，“山寨”一詞是高熱詞匯。 

改革開放30年后，驀然回首，我們發現這個國家已經成為制造大國而非制造強國，既有傲嬌之情，又有怠惰之相，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逐步成為社會強音。2015年，工業4.0的旋律在全球響起的時候，借助新科技實現換道超車成為中國工業界的共識，電動汽車被視為典范。此時，中國多家企業、多種工業品，以及引以為傲的互聯網產業在新賽道上開始一日千里。 

2019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金，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同時，半只腳也踩到中等收入陷阱邊緣。國際打壓猶如洪水猛獸，狂轟亂炸，“卡脖子”一詞就此流行，一種強烈的危機感籠罩全國。中國創造、正向設計和轉型升級不再是呼聲，成為中國工業活下去的剛需。 

這段中國工業歷史，多數有點年歲的人都不陌生且有共鳴。其實，工業軟件的歷史與以上過程基本一致。 

改革開放以后，全球工業軟件全面進入中國。30年間，中國工業界逐步放棄了國產工業軟件，國際軟件幾乎獨霸了中國市場。我們看似有更好的工業軟件可用，但自主研發能力、意愿和勇氣也消失殆盡。其他工業品的“山寨”一詞，在工業軟件換成了“盜版”——一種更狠的山寨，利用了軟件的一大特性——復制無成本、功能不降低、質量不下降。這是不是像極了改革開放后的其他工業產業和產品？但拜托“世界工廠”的身份，我國的制造類軟件MES卻毫不遜色于國際。 

2015年，響徹全國的工業4.0旋律似乎也驚醒了中國工業軟件產業。工業軟件界也將換道超車作為咸魚翻身的策略，工業互聯網和工業APP被認為是中國工業軟件的突破口。多個工業軟件企業開始發力、布局并嶄露頭角。這是不是和其他產業和工業品高度相似？ 

2019年，工業軟件“卡脖子”成為高熱詞，猶如溫水中潑進一瓢開水，青蛙一下子跳離，在鍋邊喘著粗氣，驚魂未定。這與芯片為代表的高科技工業品是不是也很像？ 

這一系列的“相似”和“像極”，其實是想說明一件事：工業軟件并不特別，也不神秘，其實就是中國眾多工業品的普通一員，MADE IN CHINA的典型代表。坊間有種“中國工業軟件失去三十年“的說法，我認為是缺乏依據的。很明顯，中國工業發展是收獲的三十年，與中國工業同頻共振的工業軟件，也應該是類似的評價。 

首先，一個國家對工業軟件的需求與其工業水平相匹配，所以工業軟件的水平也會與總體工業水平相當，沒有人會做出超越需求的產品。 

其次，我國工業軟件與國際水平的差距，和其他工業品與國際水平的差距相當，所以追趕的難度也相當。其實，我國工業軟件與國際軟件的差距水平并不取決于工業軟件本身，而是取決于工業本身的差距。所以，脫離國家工業發展水平談工業軟件發展水平沒有意義，就像是脫離市場需求談軟件功能一樣沒意義。 

再次，不要妄自菲薄，夸大難度，將其視為洪水猛獸，如果你對其他工業品突破卡脖子困局有信心的話。 

最后，不要妄自尊大，無端藐視，將其視為小菜一碟，如果你對“芯片”和“光刻機”的自主研發仍然懷有敬畏之心的話。

作者：田鋒 

來源：踏雪當歌